隨著國家出臺“二孩”政策，越來越多的家長都想要再生一個孩子，并且希望他茁壯成長，能夠有好的醫療條件，但是現實卻不容樂觀。由于兒科醫生的薪水太少，不少兒科醫生都紛紛離職。

全國人大代表、溫州醫科大學原校長瞿佳為培養更多兒科醫生“奔與呼”了十多年。如今，他等來了希望。3月5日，看到“加快培養全科醫生、兒科醫生”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時，他異常驚喜，掏出筆在這句話下面畫了一條線。

就在11天前，國家衛計委宣布，為應對兒科醫療資源緊缺，今年將有8所高校恢復開設兒科學專業，瞿佳所在的學校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聽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讀到這句話，他心里的石頭落地了。

看病難，給孩子看病更難，近年來我國多地爆發“兒科醫師短缺”的危機：北京兒科“限號”、廣州兒科急診“關停”和上海兒科“告急”，兒童醫療紅燈頻閃，成為備受關注的民生問題。尤其是從去年開始，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后，這一問題再次受到矚目——

二孩來了，原本就“醫生荒”的兒科，這下真的要慌了?

兒科遭遇近30年來最大壓力

瞿佳所在的學校，從1978年開始為社會輸送兒科本科畢業生，直到2002年停招。他回憶，當時之所以取消，在于國際臨床醫學專科設置規定，“不能將大人和小孩分開”。

1998年，專業設置再次調整，兒科專業從我國醫學院本科專業目錄中剔除，這讓兒科“降格”為臨床醫學專業中的一門課程。此后，兒科變得更加弱勢。瞿佳說：“甚至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都取消了兒科目錄，影響了學科發展。”相應地，學兒科的人少了，兒科醫生也越來越稀缺。

全國政協委員、傳染病專家李蘭娟院士告訴記者，二孩政策放開后，我國現行的產科、兒科、婦幼保健等服務體系將會面臨近30年來最為迫切和強大的壓力和沖擊。

她給出一組“越來越多”的數據來佐證自己的觀點——

一是高危產婦越來越多。李蘭娟說，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由于高齡產婦和危重孕產婦的增加，早產兒將明顯增多，圍產兒出生并發癥發生率增加，將給兒科、新生兒重癥監護等帶來巨大壓力，原本已超負荷運轉的專業機構更是捉襟見肘。

二是新生兒出現出生缺陷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多。李蘭娟說，高齡孕產婦發生圍產兒出生缺陷的風險將明顯增加，以唐氏綜合征為例，產婦年齡每增加5歲，發生率會以近幾何級數上升，45歲以上可達1/40。她說，這些讓原本已捉襟見肘的兒童醫療“雪上加霜”。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婦聯副主席、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副院長鄭珊提到，根據兒科的規律，無論大病小病，孩子比成人的求醫頻率普遍要高出1至2倍，而高齡婦女的二孩健康問題會更加復雜，2013年兒科門診人次近2億。

從目前兒童病床使用率和兒科醫師負擔情況來看，兒童醫院的負荷在各類專科醫院中最為沉重，兒科醫護隊伍極度稀缺，醫患配比嚴重不足的矛盾愈發凸顯，不同形式的兒科限診，致使病兒平均候診時間長達4至6小時以上。

48.68%的醫院存在兒科醫生流失現象

從“供給”的一端來看，兒科醫生、婦幼保健等人員就顯得有些“荒”了。根據李蘭娟的調研，由于待遇相對較低、工作量大、工作壓力大等因素，婦幼保健人員成為醫療衛生行業中人才流失的重災區——“近3年來，48.68%的醫院有兒科醫生流失的現象”。

全國政協委員、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在這方面也頗有感觸，“吃吃喝喝婦產科，吵吵鬧鬧小兒科”，兒科具有職業風險高、醫患矛盾多、工作時間長、負荷重等特點，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兒科醫務人員流失較多。

熊思東說，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給一個孩子看病，有很多雙眼睛盯著。“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媽媽都不能允許出一點錯誤，而孩子呢，又不會說自己哪里有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當前的兒科醫生薪酬待遇“太低”

熊思東告訴記者，兒童年齡小，醫生在檢查治療、用藥種類和用藥量等方面都很謹慎。而按照現行“以藥補醫”的收入體制，兒科醫生為醫院創收少，獎金比不過其他科室，自然就掉進了“收入洼地”。

相應地，對醫院來說，收益少，卻仍需花錢來維持運轉，自然也就沒有增加投入、擴大規模的動力。

熊思東認為，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以藥補醫”的大環境，不破除醫院現有的營收機制，就很難解決兒科醫生的待遇和職業發展問題，也無法根治兒科醫生短缺的現狀。

“如果沒人愿意做兒科醫生，即使有專業設置，也招不到學生。”熊思東說。

此外，兒科醫生職業上升空間有限的問題，也遭人詬病。“兒科醫生要成為名醫相對更難。”熊思東說，兒科醫生實際上是全科醫生，對其技能要求更為全面，不能像其他專科醫生那樣深入鉆研，也不能以論文發表、職稱評定來衡量水平。

應著力提高兒科醫生的地位和待遇

近年來，政府相關部門積極出臺一些補救措施。但在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婦聯副主席、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副院長鄭珊看來，仍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

比如，一些城市或新建兒童醫院，或擴建原有醫院增加兒童病床，或推行兒科分級診療，但目前共同面臨的問題是招不到兒科專業醫護人員。同時，增加的床位和多收治的患兒又進一步加重現有人員的壓力，造成人員辭職和隊伍的不穩定。

在她看來，培養兒科醫生需要10年的周期，遠水解不了近渴，況且以現在的狀況看，這些學生最終是否能成為兒科醫師，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多年來，瞿佳一直通過各種渠道，呼吁恢復開設兒科專業。聽說教育部公布今年要恢復兒科專業招生，瞿佳專門派人等這個文件批復，直到看到教育部公布的名單，他才覺得多年來的努力沒有白費。

他說，這是一個開始，解決兒科醫生短缺的措施不僅是恢復招生，更要靠各級政府、尤其醫療衛生主管部門進一步重視兒科的發展，對兒科醫生在待遇等方面給予傾斜。

正如李蘭娟所說，應著力提高產科和兒科醫生的地位和待遇，讓同為“白衣天使”的兒科醫生，獲得與其付出相匹配的待遇——醫學院校應該開設獨立的專業，人社、財政、教育等部門應該研究完善助產士職業晉升體系，定向培養兒科醫生。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副院長丁潔認為，緩解兒童醫療日益加劇的困境，根治兒科“風險高、工作累、收入低”的關鍵，就是“加大資金支持力度”，用“事業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

“人的一生，從搖籃到墳墓，通常來說兩頭最讓人揪心：孩子病了，擔心焦急;老人病了，負擔沉重，應將‘兩頭’照顧得周全、妥帖。”丁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