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北大中國衛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恩教授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稱，中國醫療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落腳點應該在社會辦醫上，并且一定要從分級診療切進去，從分級診療走出來，從而實現醫療資源的解放和重新優化配置。

公立醫院改革三部曲：大醫院瘦身、重構主營業務、醫生變為“社會人”

供給側改革講的是結構，結構能不能給我們帶來紅利，取決于目前結構是不是扭曲。

目前的中國醫療服務市場，是被政府頻頻干預的市場，是結構嚴重失衡的市場。全科醫療應該是每個人看病的第一站，然后應該是診所，最后才是醫院，醫院應該是提供急診和住院服務的地方。

但是我們國家的醫療結構恰恰相反，三級醫院面向全體民眾提供龐大的一般門診服務，二級醫院成了“醫療領域里面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基層醫療機構淪為開藥的地方。這就形成了一種“倒三角”的結構。

而且，目前三甲醫院擴大收益，基本都是通過擴大規模，增加床位數，增加醫生數量，從而增加患者人數來實現的。三級醫院日益膨脹的規模形成了巨大的“虹吸效應”，進一步加重了醫療資源配置不均衡。“倒三角”的結構更加突出明顯。

因此，劉國恩認為，公立醫院的改革“首先醫院規模要瘦身，包括醫院的個數和醫院的床位數，不需要再增長了。中國現在人均床位數4.8張遠遠高于歐美的人均床位數。醫改關鍵在于提高質量。”

壟斷了優質醫療資源的三級醫院，把本應該在基層解決的小病、常見病、多發病、包括慢病業務也都都攬過來，形成了三級醫院上下游通吃的格局，造成了這些醫院的假性資源緊張，同時也加重了病人看病難的問題。

而在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澳大利亞、日本、我們的香港和臺灣地區，超過80%的門急診由診所完成，英國90%的門急診在全科醫師診所首診，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沒有進行轉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醫院基本沒有多少普通門診業務。

所以“第二要重構醫院的主營業務。強化中心職能，首先是急診和住院，其次是教學、科研、培訓。弱化包辦的副業——開設一般性門診，醫院應該制定下轉門診服務的改革路線。”

“第三是醫生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我們有三分之二的醫生是不需要在醫院中做專科醫生的，他們是在醫院解放出來的，要走向基層，為事業發展而去。他們就應該和機構脫鉤，要變成社會人。”劉國恩認為，醫院轉型之后，需要大夫來接盤。醫生要下得去，用的上，留得住。

醫生下的去做全科服務，所以醫生需要培訓轉型。他們的收入不需要通過財政，應該通過醫保的門診，通過醫保制度的改革，社會的全科診所等獲得，應該與醫院的專科醫生收入相當。這樣才有可能鼓勵醫學院校的學生，一代一代的后繼有人。

同時，要讓醫生清楚為誰而去，為誰而干的。醫生一定是為了自己的事業發展，不是為了醫院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