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電臺9月3日報道，香港衛生署委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與醫護人員專家組，自1994年成立以來，截至今年7月20日，共評估了43宗醫護人員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轉介，包括2013年有5宗、2014年6宗，今年至7月20日有6宗。在這43宗轉介中，受感染的醫護人員分屬不同專業，包括醫生、護士、牙醫及專職醫療人員。新聞一出引起嘩然，更有人認為在不強制申報的情況下，這個數字只是冰山一角。

“艾滋醫生”自殺事件 暴露香港自愿呈報制度缺陷

2012年1月，香港東區醫院駐院外科醫生黃浩卿自殺身亡后，被證實感染艾滋病，當地衛生署專家組評估后，考慮到手術復雜性及風險因素，首次決定為該醫生在過去兩年施予手術的140名病人優先進行回望調查，稍后會根據測試結果，研究是否要擴大范圍。若病人證實感染，可透過病毒基因比對，找出感染源，香港醫院管理局將處理病人索償事宜。

根據《香港注冊醫生專業守則》，醫生若知悉自己染上嚴重傳染病，有責任尋求治療及采取預防措施以免感染病人。但艾滋病極具標簽性，為確保受感染醫生、病人接受妥善治療，香港規定呈報屬自愿性質及有必要保密。而該事件發生之后，香港艾滋病顧問局就事件從新評估，仍決定維持自愿呈報性質，但當有醫生呈報為艾滋病患者后，衛生署轄下的專家組會參考海外指引，按有關醫生體內病毒量水平，禁止他進行高風險的外科手術和醫療行為。

香港《艾滋病病毒感染與醫護人員──建議指引》指出，專家組會考慮多項影響風險進行評估，包括醫護人員的病毒載量、工作風險分析、醫療程序技術、技能及經驗等等，以決定是否須對有關醫護人員的工作，作出任何限制或變更的建議，指引認為經過醫護傳播艾滋病的風險約為0.3%。而根據美國和英國指引，如果病人HIV病毒量高于每毫升500個，即屬超標，一般外科手術例如膽囊切除術、心臟手術、骨科手術等都會受禁止，如果病毒量少于每毫升500個，則沒有限制，但需要每2年重新做1次評估。指引還建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醫護人員應尋求適當護理、治療及輔導，假如有關醫護人員未能履行以上責任，罔顧病人安全，即屬違反專業道德。對此，香港醫委會委員謝鴻興表示，醫委會同意有關指引，醫委會守則指明醫生一旦染上嚴重傳染病，需要采取行動避免病人受感染，否則屬專業失當，最嚴重可裁決終身停牌。

艾滋病醫患傳染幾率僅千分之四

科學文獻及海外經驗均顯示，由受感染醫護人員在醫護環境中傳染艾滋病病毒給病人的風險極微。而香港醫護機構均有標準的感染控制措施，以減低在醫護環境中感染或傳染艾滋病毒機會。

醫護人員傳染艾滋病給病人比率雖低，但全球仍有4宗個案，9名病人不幸感染。其中，1名美國牙醫把病毒傳染給6名病人。對此，香港醫管局內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李頌基表示，美國牙醫生前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執業，后已因艾滋病病逝，牙醫將艾滋病病毒傳給6名病人的情況不尋常，外界推測他可能別有用心。而香港醫管局外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莫碧添重申，醫護人員傳染病人風險不高，英國曾為28名染病醫護人員追查1.1萬名病人，但當中無病人受感染。世衛海外專家JulianGold教授指出，美國也曾為33名感染醫護人員追溯逾2萬名病人，發現有130名病人感染HIV，但懷疑當中由醫護人員感染的只有5人。

大陸：政策在推進 困境依舊

2012年10月，艾滋病感染者曉峰因肺癌入住天津腫瘤醫院接受治療，但在手術前夕被院方告知因攜帶艾滋病病毒不宜手術，被迫出院。天津“海河之星”感染者工作組負責人李虎通過更改病歷的方式，讓曉峰在天津另一家醫院成功接受手術。此事被“海河之星”公布后，李克強總理做出指示，要求國家衛計委采取切實措施，既要保障艾滋病病人接受醫療救治的權利，不得歧視，又要保障接觸救治艾滋病病人的醫務人員自身安全。

此次事件可謂是一石激起千層浪，隨后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發展改革委、民政部、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務院扶貧辦六部委聯合發出《關于進一步推進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改進醫療服務，進一步維護艾滋病患者就醫權益，對診療服務中發現的艾滋病患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諉或者拒絕診治。

另一方面，關于醫務人員艾滋病病毒職業暴露防護工作，早在2004年，原衛生部就下發了指導原則，要求醫務人員預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防護措施應當遵照標準預防原則，對所有病人的血液、體液及被血液、體液污染的物品均視為具有傳染性的病源物質，醫務人員接觸這些物質時，必須采取防護措施。

針對處理職業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方面，今年5月國家衛計委發布了《職業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處理程序規定》，規范了處理程序，并為艾滋病職業暴露診斷提供依據。據了解，2004年至2014年，全國累計報告艾滋病職業暴露8339例。其中，自2008年起每年報告例數均在900例左右；發生場所以醫療機構和公安、司法機構為主；經過及時處置和預防性用藥（約77.4%的暴露者經評估后服用了抗病毒藥物），尚沒有報告暴露者在規定的隨訪期內感染艾滋病的病例。

然而這些政策的陸續出臺與推進，并沒有徹底解決大陸艾滋病患者看病的兩難困境。一方面醫護人員恐艾且因在職業暴露后并無保障而拒絕艾滋病患者；另一方面，患者害怕告知病情后投醫無門而隱瞞病情。國家衛計委艾滋病專家咨詢委員會臨床組組長、北京協和醫院感染內科主任李太生曾在采訪中表示，大陸綜合性醫院或除了艾滋病專科醫院之外的專科醫院（如眼科醫院、骨外醫院、腫瘤醫院），一般艾滋病人的手術是不做的。這就造成了一種困境：當艾滋病患者需要進行難度系數較大的手術時，往往艾滋病專科醫院做不了，而綜合性醫院科室又不愿做。作為全國艾滋病定點醫院之一的北京地壇醫院，外科醫生張珂對于同行對艾滋病患者醫療的不能接受表示理解，“實際工作中，沒有針對進行手術的醫療人員建立任何的鼓勵和支持的制，也沒有對拒收患者的行為建立任何處罰機制。特別是在出現職業暴露后，用藥發生副作用，沒有補償機制。怎能不讓醫護人員心理沒有想法、行動上有抵觸呢？”

而醫生對于接收艾滋病患者的抵觸情緒，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催生患者故意隱瞞HIV陽性情況，進而讓急診醫生處于職業暴露的危險中。一位不愿具名的全國艾滋病防治委員會專家組成員向記者直言，“醫源性歧視第一受害者是患者本身，第二受害者就是包括綜合醫院在內全體醫務人員。醫務人員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緊急手術，暴露的風險性更大。這時候，與其讓患者主動隱瞞病情導致職業暴露的可能性增加，還不如給其正常患者的平等就醫權利。”

如何破除艾滋病醫患雙方的惡性循環，李太生認為要對艾滋病進行常態化科普宣傳，使其變為一個常態化的病，進而促進醫院對其進行常態化管理。另外，應當向歐美發達國家學習，例如美國在手術前，不查感染指標，而是默認病人有感染病，統一按照感染級別來處理。大陸醫院切實難落實世衛組織推薦的普遍防護原則，“艾滋病畢竟不是呼吸道傳染病，只要采取規范化管理，不接觸血液就沒有大問題。”